李栓科:我是“草根”

更新时间:2019-03-28 13:00:23 点击数:0 来源:网络整理

  李栓科是谁?正如这个名字一样,他用一本杂志“拴”住了科学。这本杂志叫《中国国家地理》,李栓科就是这里的掌门人。

  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中国国家地理》这本杂志的。它的月发行量超过70万册,超越时尚类、财经类杂志在中高档精品期刊中排名第一;繁体版、日文版、英文版相继上市,成为中国内地惟一原创并由出版人购买版权发行他种文本的杂志,成为中国第一家在发达国家完整落地的媒体,英文版首版印刷即达到100万册……关于这本杂志可说的太多。而作为这本杂志的社长兼总编辑,几乎没人否认李栓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媒人之一,可身为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的李栓科却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草根”。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对很多人来说是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梦想;探索世界的三极(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无法实现。但这些,李栓科在33岁之前就已经做到了。也正是这个时候,命运给了他另外的安排,数年后人们发现,原来他人生的辉煌才刚刚开始。

  《中国国家地理》原名《地理知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0年,也就是李栓科来这里当社长的第四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如果说作为科学家的李栓科只是在地质考察队业内小有名气的话,那么,作为传媒人的李栓科则把一本曾经默默无闻的杂志办得尽人皆知。说起来,这次跨行业的转型源于一次偶然。

  刚刚带队结束北极考察回京的李栓科应邀去高校和社会演讲,演讲中他发现,原以为考察的经历只有自己圈内的人感兴趣,没想到讲出来之后发现包括大学生和企业家在内的多数人都感兴趣,他们听得非常兴奋,精力集中,眼神放光。

  李栓科曾在南极看到过天空出现了七八个太阳,他当时的想法是后羿射日的故事是有科学根据的,起码老祖宗看到过,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空穴来风的东西早就淹没了,不可能流传几千年。“假设现在利用科技手段在天上造几个太阳,我们肯定会惊慌失措,但老祖宗不会,他们选择把它射下来,但是还没射时,太阳就消失了,这就跟海市蜃楼一样,只能维持几分钟。”于是,他意识到很多地理上的知识老百姓是很感兴趣的,但是没有一个好的传播途径告诉他们这些。

  多年之后,李栓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个人不热爱祖国、家乡,那是因为他不了解,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去怪谁呢?这是媒体的失责!中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不为受众所知,总是有人认为瑞士的山川有多么美,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山川的美丽程度远远超过瑞士,如果将瑞士山川形容为一盆修剪精美的盆景,那么,中国的山川则是一个大型的百花坛,这样的差异是很多中国受众所不了解的。关键是没有人去告诉受众,没有人将真正美丽的一面展示给受众。”

  带着这种想法,李栓科来到了《地理知识》杂志社,这是一本有着近50年历史的科普类杂志,但发行量只有2万册,在市场上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只有改版才能救杂志,李栓科开始重新审视杂志的定位。他认为传统科普的概念落伍了,“传统的科普是说我比你知道得多,我要普及给你,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会让受众产生疏远感,这样的制作标准不可能得到商业认同。”于是杂志改名为《中国国家地理》,突出“地理”二字。“这涉及怎样认识地理。地理并不是按照数理逻辑建立起来,而是按照‘以今证古,以古喻今’的思辨逻辑发展的,因此,《中国国家地理》主要是以地理思辨、地理哲学为媒体的立题命脉。她关注社会热点、难点、疑点背后的地理科学背景,跟踪科学的新发行、新进展和再发现与再认识。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描述和展示,不仅是美,更重要的是思辨。”市场证明,这个思路是对的。

  想法有了,接下来就是执行。李栓科毫不隐晦自己采编经验的欠缺,来杂志社之初,写的第一篇稿子就被编辑删到几乎只剩下标点符号,之后在这方面他也从来没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但李栓科有一支令人羡慕的团队,正是这些人使杂志的改版理念得以执行,并最终走向辉煌。

  记者采访了《中国国家地理》的一个编辑,该编辑坦言,跟着李社长干很有奔头。她讲了几件印象深刻的小事:2008年刚去杂志社时,有一次跟大家去平遥,在酒吧里李栓科举起酒杯跟在座的年轻编辑说:“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再干十年。”汶川地震期间,杂志社每天加班,李栓科买了很多水果给大家,并要求每个办公室的冰箱每时每刻都必须是满的,他经常打开检查,偶尔发现空了,就会质问后勤人员为什么空了,并责令赶紧买了填满。最近,李栓科去了一趟南极,百忙之余,从南极给每位员工都寄了一张有自己照片的非常有意义的明信片……虽然都是小事,但却令她很感动,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尊重”。

  李栓科常常讲,他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一个人都把杂志社当作家,因为人一生中绝大多数有感知的时间是跟同事一起度过的,所以好的工作环境非常重要。而李栓科的责任,就是给大家创造这么一个工作环境,让大家在这里能够有一种荣誉感,愉快地向前走。毫无疑问,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面对杂志的成功,李栓科认为,这是团队的成功,他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只是一个类似于制片人的角色。多年的科考生涯,使他对团队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在南极的经历李栓科至今难忘。他说:“在南极,真正让人不能忍受的其实并不是寒冷,而是寂寞——所以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只有出奇地真诚简单,才能战胜寂寞。在南极,你说你有钱,有钱有什么用?什么也买不来。但是你有朋友,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了别人而快乐地活着。”听到这段经历,也就会理解为什么他将团队看得如此重要。

  在科考队时,李栓科的团队有着各种专业背景的人,学地理的、生物的、医学的等等,这些人组合在一起使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次科学考察任务。同样,在杂志社,他也组建了这样一支专业背景各异的队伍,有学习自然科学的、文学的、考古学的、哲学的等等,他就像一个出色的制片人,把这些人集合在了一起,使他们搭配得井然有序,发挥了各自的专长和最大的效力,避免了选题的单一,使这本杂志读起来感觉像一场美妙的交响乐,有开场、有起承转合、有、有结尾。

  更重要的是,他让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承担了制片人的角色。编辑部有一个古典文学博士,每期负责从古诗里寻找选题。有一次他做了一期李白的名诗《赠汪伦》,让李栓科印象深刻。诗中有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以此句为蓝本,去寻找当年的桃花潭,这位博士找到了该领域的权威学者,带他来到了诗句里桃花潭的所在,却发现当年的潭水已经变成了现在的小山丘,于是引出一篇图文并茂的深度报道。“他是研究诗歌的,所以能够很容易找到这方面的权威专家,而我就不行。”李栓科说,他们的编辑部是一个研究型的编辑部,不是采写型的,他们都是制片人,就像拍一部电影,不需要他们自编自导自演,只要带着编辑部的意图找到合适的导演、演员就可以了。

  李栓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杂志做了一期国树、国花、国鸟、国石的选题,内容做好之后大家一起商量封面,以往每次选题会编辑们都会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但那次大家意见出人意料地一致——找来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请画家在她的背上画上国树、国花、国鸟、国石这几样东西,然后让一个摄影师拍摄下来作为封面,并且前所未有地做了六色印刷。正当人人为此欢欣鼓舞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杂志上市后遭到了读者的广泛质疑和诟病,有读者来信问是不是杂志换了领导,换了风格;还有一位读者一口气买了几本杂志,在未拆封的情况下寄到杂志社,以示不满,“那是一种羞辱”。事后大家总结,那期是内容依旧很好,但作为封面而言丢失了杂志的风格,创新已经脱离了读者的期待。李栓科说:“领先半步叫创新,领先一步就是胡来。”

  的确,《中国国家地理》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翻开任何一期杂志给人的感觉都是细节中透露着大气的自然之美,封面女郎虽然漂亮,却不适合,也低于读者的阅读期待,遭遇滑铁卢就在情理之中。经过了类似的一些挫折,杂志社总结出了一本《编辑手册》,里面体现着他们十几年的办刊经验,也蕴藏着李栓科的办刊理念。

  也许和专业背景有关,李栓科从来不认为新闻无学,但他的新闻有学观念也从来不是我们字面上所理解的那样,“这个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成功的媒体背后一定都是有专业背景的人在运作,因为这样的人学有专长,思维简洁,逻辑关系清楚,做出的报道才会令人信服。传媒界现在最大的不足就是有太多的‘花瓶’,总是在玩文字游戏,这是小伎俩,核心的东西应该靠科学上的突破,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和突破,是他一直强调的,李栓科不喜欢那种“万金油”式的记者,他们看似什么都可以写,都可以报道,但写出来的东西却没什么价值,也很少有说服力。他举例子说,沙尘暴在媒体上总是被妖魔化,实际上这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沙尘暴给北京人带来的好处没有人讲,而且沙尘暴在一年年减弱,也没有一个人从这方面去讲;还有就是人们总说沙漠化扩大了,但却没有人看见,可能从一边看村庄被埋没,但是从另一边看也许会发现绿地在扩大。“这凸显出整个媒体的浮夸。”中国有句古诗叫“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很符合李栓科的传媒理念。

  李栓科经常跟编辑讲:“我们要做有尊严的媒体,要诚信,绝对不搞乌七八糟的东西,每一个人都要有职业的尊严感。”正是这种尊严感,使得他们的编辑在做每一个内容之前都要问问自己这个是否可以让自己满意,是否做出来会有尊严;也让他们常常做选题之前都要翻阅上百万字的资料,不过这完全出于自愿和兴趣,丝毫不会感到压力和负担。

  他强调内容为王,绝对不允许编辑在互联网上找别人做过的选题,炒互联网的剩饭,这保证了杂志内容的独一无二,如果互联网想转载必须经过杂志社的同意,并缴纳一定的费用。但同时,他也感谢互联网对杂志的传播,坦言“选美中国”等活动是互联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高了杂志的发行量。这个时代没有一家媒体能忽视互联网的影响,但可贵的是《中国国家地理》找到了一条适合他们的,与互联网合作发展的路。

  哲学上来讲,“二律背反”指的是事物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李栓科说,科学考察队的经历对他而言是一种“二律背反”。因为在科考队里既需要有很强的耐受性,同时也需要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感度,这一般来讲是不可能的,但那段经历使他做到了。于是,他和这个词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自我评价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有崇高的追求和目标,但又很现实,笃信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他的生活和工作理想很简单,但每天承载着无数的事情,于是学会了做减法,工作时只工作,休息时只休息;在传媒领域,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家,他的行业经验和思考深度比书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却说自己是一个“草根”……

  李栓科对“草根”的定义是这样的:没有经过系统的学科训练;吃了亏自己总结经验;希望突破一些传统的条条框框。而他的同事则这样认为:在杂志既没有什么垄断资源,又没有财力支持,完全靠内容推动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了成功。

  不管如何解释,是草根就要扎根土地,不高傲,不退缩,无论风吹雨打,都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生长,并且日益茁壮。这,何尝不是现代社会所缺少的一种精神呢?